不买房、不结婚、不生育,“低欲望”的日本怎样启示当今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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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我偶然留意到一本叫《低欲望社会》的书在中国悄然走火,其副标题是胸无大志的时代。作者大前研一最为外界熟知的身份是管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声名远播的社会批判家。从书封和推介语看,他直言当今日本年轻人没有欲望、没有梦想、没有干劲,已陷入低欲望社会。美国学者傅高义当年在《日本第一》中赞赏的有追求、有抱负,且精于计算的日本年轻人,现在不见了。他们只属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不论物价如何降低,消费都得不到刺激。贷款期限达三十五年,银行信贷利率不高于百分之二,却无人问津;年轻人失去物欲和成功欲,对于车和奢侈品嗤之以鼻,都宅起来,因陋就简。不过,《低欲望社会》目前在中国大陆尚无中译本不知国内评说者是否看过原书,也不知是否有图书出版机构已买下翻译版权,要提前造势。总之,唯有大前研一那几句对低欲望的描述流行于网络,被反复引用。至于日本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到底经历了什么,各种说法大都极为笼统。我所在的媒体曾约来一篇文章,作者研究经济学,他在经济增长和经济政策等层面做了一种宏观经济学探讨,解释了收入预期和经济增长停滞如何使消费欲望低迷。我原本觉得经济分析已足够解释低欲望的由来,直到读到作家侯虹斌在腾讯《大家》上的《无性无欲的日本给中国什么启示》一文。作者将当下日本的低欲望归因于性别关系不平等,即女性的人身依附加重了男性的枷锁,不管男人女人,都既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孩子。文章让读者看到,即便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它的经济增长,照样可能被不平等的性别关系拖累。在微博上搜关键词日本、低欲望和超单身社会,可以看到许多相同的说法。我很诧异,看来这种归因已很普遍。男女无疑都是不平等性别关系的受累者,但这样的不平等是否为日本低欲望的原因,还需更审慎的判断。回看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其经济复苏与发展令人震撼,步伐极为迅速,图景蔚为壮观。这跟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增长停滞的日本简直判若两国。然而,那时的日本性别关系更不平等,家庭集体伦理更为强大。据傅高义1958年到东京做的田野调查,当时现代自主平等的女性权利刚要起来。而这种起来还只限于家庭内部夫妻关系的改变,妻子可能掌握着家庭开支分配权,能决定钱怎样用、用到哪里。但终生追求独立自主的单身女性,基本不可想象,女性仍然要依附于婚姻和生育。而当年日本的高欲望,恰恰脱胎于家庭集体伦理,包括今天被诟病的所谓男权。这一伦理要求男性买房买车,要求家庭必须投资子女教育。鼓励男性成功的意识形态迫使他们卖命工作,马不停蹄向上爬升,否则被定义为失败。全社会于是合谋生产出一种巨大的欲望。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公布过一组关于终生未婚率的调查数据:2015年,五十岁之前从未结过婚的日本男性比例约为23.4%,女性约为14.1%,相比往年持续增长。单身和独居的流行程度可见一斑。然而,这些数据也提供了一种归因便利,使不结婚、不生育仿佛成为了罪魁祸首。但其实单身主义、独居,乃至少子化,是世界范围内的一股潮流。日本也置身于潮流之中。难道说这一波席卷全球的个体化是性别不平等、加重双方枷锁的结果吗?相反,一个常识是,个体化和性别平权运动才相辅相成。这是因为,女性拥有更独立、更自主的选择权,不必只能依靠丈夫或子女生活,继而瓦解了男性这个性别中心和权威。而这些都使得单身或独居成为可能。退一步来讲,经济增长不等于个体幸福,研究经济增长的动力,也不必只是从个体身上寻找,粗暴归因于低欲望。这是制度和现实思考上的懒惰。《低欲望社会》被读者批评缺乏深刻的反思而只限于吐槽,原因大概在于此。性别平等固然重要,但要和低欲望联系在一起很难讲得通,夸大了两者的关系就可能偏了方向,忽视更重要的问题。前者是非虚构作品,作者万斯回忆自己的奋斗及见闻,讲诉了一个底层白人向上流动的艰难故事。后者的作者是颇有学术声望的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他和团队回顾美国半个世纪以来的阶层流动变化,指出现今美国的阶层固化已磨灭了昔日美国梦的光辉。这一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特朗普的崛起。美国是较早感知到单身和独居这股潮流的,有不少学者在后现代性或后工业社会的语境下做观察和研究,典型的如艾里克克里南伯格的《单身社会》。然而到目前为止,反思阶层流动的作品并未真正思考单身和独居的群体,包括他们究竟在整个阶层流动中处于何种位置,以及他们需要怎样的权利和制度环境。他们往往只是粗糙地说这些单身者是城市新兴中产,唤不起同情。但并非单身者都是有产者。前些年NHK电视台有一组采访,整理成《无缘社会》一书,讲述了在日本被边缘化的老年单身者。它让人思考,单身者在时代变迁和阶层流动的浪潮中,为何那样脆弱?当下的日本年轻人不买房,不买车,甚至不出门,他们的未来也是这样的吗?这样的凄凉景象,为什么还是无法激发年轻人的斗志,以及结婚生育的欲望?世界真的变了。然而,制度设计和安排并未严肃对待这一变化。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家花尽心思用社会政策刺激欲望,但都把希望寄托于家庭这一基本单元。他们设计制度保障家庭,离婚的妻子可带走大部分资产,但数据并没有显示女性因此更想结婚生育。就在最近,日本石川县河北市还讨论是否像韩国一样设立单身税,但真的能把单身者推向婚姻吗?我不是单身主义倡导者和践行者。但当越来越多的人更注重个人满足,不愿将就,不愿在规定年龄内(甚至一生)结束单身,是不是要尊重他们的选择?(尊重并不意味着全社会成员都会单身)除了社会保障,是不是还要严肃思考他们在阶层流动中的处境?向上流动需要个体的奋斗和努力,只有回归家庭集体伦理才能产生这种欲望吗?二十世纪经济史家卡尔波兰尼在《巨变》中回顾市场经济的诞生时说,市场不是凭空出现的,需要货币、劳动力和土地的商品化。这其中的劳动力是怎样出现的呢?先是冲破传统集体的供应制度,制造饥饿,饿了要劳动;随即是个体化,独立生存和自由流动。但是,他笔下的制造饥饿和个体化,是家庭作为基本单元的,是家庭相对于家族或村落集体的个体化。当今新一波席卷全球的个体化,是以离开乃至解构家庭为方向。原来的消费欲望,买房买车、结婚生育、子女教育,都被极大地消解了。单身者也有消费,可能更愿意旅游、娱乐,但目前刺激欲望最厉害的消费品,仍基于婚姻家庭生活。高欲望重新崛起,需要更根本的思考,尤其是单身者在整个社会阶层流动中的位置,与结婚者平等的制度环境,而不只是坐等将来有一天消费结构变革,用新的消费品刺激他们。再看中国。社会学家孙立平有一个判断,中国的经济发展,短期看政策,中期看趋势,长期看文化。政策在中国随时影响经济的具体发展,但时间一拉长,它也需要服从于趋势和潮流。影响更深远的是文化。回味一下德国社会科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论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对这种文化与市场经济关系的思考就不会陌生。孙立平说,中国是高欲望的,为了赚钱,可以加班不休息,为了经济增长,可以牺牲环境。这一文化决定了中国经济迟早超越美国。熟悉他的读者都深知,他的判断绝非基于经济增长带来的民族自负。四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确受益于高欲望和个体化。二十世纪末流行起来的成功学见证了欲望的滥觞。在计划年代,欲望是被计划的,按全国物资生产水平、个人城乡身份、政治忠诚度来分配。改革年代,走出集体生活约束的个体化带来了一定的劳动力自由流动,直接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兴起。我生于1990年,从小目睹人们为了生存赶往城市打拼。这背后是一个全面市场化的中国,欲望被释放,家庭式的个体化出现。工作后,我看到的更为复杂:企业疯狂加班、空巢青年、被大城市限制的劳动力流动而更宏大的现实背景是,在高欲望的中国,低欲望也在悄然兴起。2016年7月,一张葛优躺的图片走红,旋即兴起一场丧文化和小确丧的青年流行文化,持续至今。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出现庞大的单身和独居群体。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5》的数据,2014年,中国20岁以上的单身人口未能结婚以及自愿保持单身约为1.4亿。这里面,有超过5800万人过着一个人的生活,其中青年(20-39岁)已达2000万。▲ 5月3日,阿里巴巴发布基于用户数据的报告,发现从地域分布来看,深圳一举超越北京、上海,成为空巢青年最爱盘踞之地,而像产业密集型城市苏州、郑州、东莞等城市也纷纷挤进前十。 阿里数据基于这两个可能不那么重要的现象,可以提出一个重要问题,现在中国的高欲望会不会变成低欲望?葛优躺是权利意识增长、工作负重和阶层流动艰难的共同结果,是被迫的低欲望。空巢青年以经济层面的劳动者身份到大城市打拼,无权享受平等的城市公共服务,因而不具有完整的市民身份。经济学家倡导中国继续深化改革,打破制度限制,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道理同样在此。目前中国最大的群体仍是高欲望。整个社会渴望成功,刺激着住房、汽车、婚恋市场、教育培训等消费。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引以为傲的观念资本。但是,单靠宽松金融政策维持高欲望并不够。怎样通过下一轮制度安排,移开障碍,推动劳动力更自由、完整、平等地流动,才是未来的方向。中国经济增长终究要从投资转向消费。但是,现今的大城市制度设计和安排,却和刺激消费的高欲望相悖。一些大城市驱赶低技能劳动者等做法,让高欲望背着太多的制度包袱。更何况,世界范围内的欲望经验也表明,高欲望还并不一定会永久旺盛。同欲望紧密相关的一个词是自由,早期市场经济的发展,意味着一种无拘无束的自主权,尊重欲望和自由即经济正义。这也是政治经济学史家常说的自由放任式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世界范围内的历次经济危机和思潮竞争,改变了欲望的内容。首先是十九世纪的工人,接着是二十世纪的黑人、女性,以及环境和动物权利保护倡导者,都在通过抗争来压缩欲望。在他们看来,欲望自由不是肆无忌惮的,不得超越这些群体的权利,而这些群体在不断扩展。从权利观念上说,有的欲望被淘汰是一种进步。问题是,这预示着一种欲望不断被限制的趋势。特别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传统工人运动衰落,环境保护和动物权利运动兴起。我们的未来究竟是不是后物欲的?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囚歌一度流行于大街小巷,如《十不该》、《铁窗泪》。它们唱着当时中国面对高欲望和传统伦理刚被冲击时的紧张,其表现是年轻人的狂喜和自上而下的严打。那时候,有人渴望寻找一种新的伦理秩序来应对危机。被称为美国商业精神代表的安兰德作品就是这样进入中国。当今中国的高欲望已持续了三四十年。站在经济增长的角度,怎样破除制度壁垒,以更平等、自由的环境维持高欲望,是一项改革挑战。而怎样准备迎接更大一波低欲望的到来,中国和日本面临相同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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